一句“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句赞誉曾是领袖口中对他重要搭档学习精神的莫大肯定，广为人知。它一度成为无数人勤奋求知的标杆，激励着彼时的奋斗者。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备受推崇的刘少奇同志，却以极其谦逊的态度，将学习的榜样指向了毛主席本人。他轻描淡写地回应道：“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
这种看似相互谦让的对话，远非简单的客套。其背后，无疑蕴藏着两位时代伟人对于知识获取与运用怎样深刻的见解？
这不仅是对个人品格的展示，更是对求知若渴精神的共同诠释。他们通过这样的言行，传递出对“学以致用”理念的坚定信仰。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学习经历，让刘少奇赢得了如此高度的评价？而他又为何选择反过来推崇毛主席呢？
从“刘九书柜”到党的理论家
刘少奇生于1898年的湖南宁乡，比毛泽东小了六岁。自孩提时代起，他就展现出对书籍的异乎寻常的热爱。
那是在1906年，年仅八岁的刘少奇步入私塾，面对那些“之乎者也”的传统典籍，他却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汲取老师传授的知识。
几年光景过去，私塾老师的学识已无法满足他对新知的渴望。课堂上学不到新东西，反而激发了他向外探索的欲望。
每当亲友登门探访，小刘少奇不求零食，不问新衣，只恳求他们下次能带一本新书作为礼物。亲戚朋友渐渐摸清了他的这个特点，便四处为他搜罗各种新奇的书籍。
日积月累，家中的藏书越来越多。由于刘少奇在家族中排行第九，且将读书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乡邻们便形象地称他为“刘九书柜”。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藏书中，一本名为《辛亥革命始末记》的读物，对年幼的刘少奇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书细致描绘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民国建立的艰辛历程。刘少奇手不释卷，反复研读不下五遍，几乎能倒背如流。
从中，他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付出，对旧社会制度深恶痛绝，迫切希望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什么。
他的革命火种就此埋下，然而，年幼的他对许多新鲜事物仍懵懂无知，但《辛亥革命始末记》已在其心中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即便母亲担心他视力受损，每晚只给他小半盏油灯读书。刘少奇却想了个巧法，上半夜借邻居家工坊微弱灯光，下半夜再用自己的油灯，实现了学习的“无缝衔接”。
他甚至因此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母亲看他我行我素，最终索性不再干预。长达六七年如一日的苦读，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时间流转至1916年，十八岁的刘少奇从玉潭学校毕业后，便毅然投身革命队伍。依靠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善于总结的学习能力，他迅速成长，逐渐在队伍中独当一面。
他其后前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及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据萧劲光回忆，身在异国他乡，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爱好，除了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就是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极少与人闲聊或上街。
回国后，刘少奇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长期在白色恐怖中领导工人运动。即便环境恶劣，他对读书学习也从未放松。
他时常教导身边工作人员：“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这体现了他对学习与革命工作紧密关系的深刻认知。
1939年底，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新四军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深夜探望刘少奇时，发现他住所窗户透出微弱灯光，刘少奇正专心致志地读书，书页上密布着批注。
这景象让张爱萍将军明白，少奇同志定然又在彻夜苦读，珍惜每一分零散的时间。
到了1942年，刘少奇从苏北返回延安，这段路程他走了将近一年，期间穿越了一百多道敌军封锁线，并亲自指挥了数次反“扫荡”战斗。
常人很难想象，在如此九死一生的环境下，刘少奇硬是系统地学完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这种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学习的精神，令人叹为观止。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身兼数职，统筹全国各项事务，工作更加繁忙。但他对学习的重视丝毫未减。
根据他妻子王光美以及秘书吴振英、刘振德的回忆，搬到中南海后，刘少奇的书架上摆满了马恩列毛的著作，以及《资治通鉴》等古典巨著。他并非摆设，而是经常翻阅，书中夹着大量书签和个人批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刘少奇身体抱恙，甚至病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即便是在疗养期间，他也不放松学习。
一次在杭州疗养，他觉得是读书的好机会，出发前特意让工作人员把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塞进行李箱。
面对西子湖畔如画的风景，少奇同志却无心游览，整日埋头苦读。工作人员劝他劳逸结合，他却毫无反应，原来他已完全沉浸书本，达到忘我陶醉的境地。
三个月疗养期结束，他已读完了所有带来的史书，高兴地说：“回到北京还要找其他相关书籍来佐证，巩固学习成果。”
伟人间的“良性竞赛”
毛主席向全党干部号召：“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说法，当年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并得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和刘少奇儿子刘源将军的共同证实。
韩桂馨回忆，这句话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转战陕北时，将刘少奇和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派往华北地区（西柏坡）时流传开的。
毛主席当时称这是“鸡蛋要分两坨放，打烂一坨，还有一坨”的战略考量。
到达西柏坡后，革命形势相对稳定，每周有舞会。韩桂馨曾邀请刘少奇跳舞。刘少奇借机对身边的青年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学习，善于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韩桂馨笑着回应：“我们要向您学习，毛主席都说了，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听后哈哈大笑，显得非常谦和。
刘少奇儿子刘源将军也证实，毛主席确实讲过这句话，且不止一次，但具体讲话的场合和内容，他无法详细说明。
刘少奇听到毛主席的赞誉后，并未因此自满，而是连连摆手，认为受之有愧。他转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
这种改换说法的举动，并非否认自身的努力，而是谦逊地将毛主席树立为更高的学习榜样。
这其实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相互了解、彼此知根知底的体现。他们都将终身学习视为圭臬。
少奇同志不愿当众拂了毛主席的面子，但内心认为自己在读书方面，功力不如毛主席深厚，所以才会补充那句“一天不读书，赶不上毛泽东”。
我们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就大力倡导干部学习，他提出了“挤”和“钻”两种方法，鼓励包括年迈者和不识字的农民在内的所有人都尽可能地学习。
毛主席曾言：“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习九年三百六十四天方才罢休。”他身体力行，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让工作人员帮他举着《容斋随笔》阅读了七分钟。
毛主席一生读书之广、之多，以及他学以致用的能力，世所罕见。他从不骄傲自满，反倒认为少奇同志的学习能力比自己还要强，肯定了刘少奇的学习精神和渊博学识。
他们二人的关系，与其说是互相谦让，倒不如看作是一种良性的学习竞争。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竞争的目标，就是看谁读书更多，掌握的学识更渊博。
这种高尚的竞争，通过领导的带头作用，有效引领了身边工作人员和广大领导干部共同学习的风气。
理论实践双管齐下
当今社会常说“多读书，读好书，且学以致用”。这正映照出毛主席和刘少奇共同的治学理念。
换言之，书读得再多，若不能落到实处，便成了“纸上谈兵”。毛主席与刘少奇皆学富五车，且都擅长理论思考与创造。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的指引下，他们能够对问题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大胆探索，提出独到见解。
毛主席平生最爱读《三国演义》，从少年时期到垂垂老矣，读了至少七十多年。战争年代，他活学活用其中的军事知识，形成了自己一套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借古比今，运用《三国演义》中各政党阶级与人民的关系，切实领导国家建设。
毛主席曾强调：“武装一个人不仅仅是强其筋骨，还要武装大脑，没有知识的政党，绝对不可能在日后的革命工作中取得成功。”他认为学习除了能指导革命，还能克服一切日常缺陷。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察觉到革命队伍中存在一种“本领恐慌”，许多干部看似什么都懂，实则“半瓶子醋”。他认为，只有通过深入学习才能克服这种恐慌。
毛主席读书并非漫无目的，他有选择性地将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读《三国演义》能够触类旁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则是他主持革命工作的基本方针。
至于古诗词等陶冶情操的书籍，则能加深他的文学修养，使其在待人接物、会见外宾时从容不迫，不至于露怯。
只有肚子里“货”多，才能在各种场合应付自如，不至于在关键时刻突然哑口无言。
刘少奇则着重将学到的知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
他读书时尤其注重两点：一是看重理论学习；二是更注重能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统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理论上的失败，没有运用到实践当中。”
他认为，早期革命时期，党内人士忽视理论学习，一味照搬苏联模式，不顾中国革命特点，导致不少干部盲目读书却无法将所学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
少奇同志的这番讲话，与毛主席倡导大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新中国成立后，少奇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更要加强理论学习，不读书不行。他指出，原来在山头上，事情相对简单，但下山进城后，问题变得更复杂。
管理全国如果不读书，复杂的环境可能导致更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往往从内部发生，基本上无可救药，只有多读理论书籍才能解决。
不仅如此，少年时期的刘少奇就十分重视将理论知识和群众实践学习相结合。
他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其实连井都没下过，甚至不清楚煤矿的实际情况，工人具体负责哪些工作。
但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并连夜与当地群众和矿工讨论，他弄清了情况，做到了心中有底。
所以，刘少奇日后坦言：自己虽然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但很多时候，反而是工人在领导他。他无愧于向群众学习，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学习的榜样。
刘少奇不仅主张勤于学习理论知识，他还强调善于学习，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少奇曾号召大家可以暂时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把精力用于学习技术知识上。但他也强调，马列主义理论是基本方针，必须靠自己努力，只有把知识学到手才是真的。
1957年5月，刘少奇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时，向这群年轻学生指出：“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
他以骑自行车和游泳为例：理论上讲得再清楚，动作画得再详细，但如果没有自己去实践，就永远不会骑，更不会游。
因此，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反对空谈，极其注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的环境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随时补充新知识，并使新知识跟上实践的变化。
正是因为刘少奇一有空就读书，他才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他所提出的《修改党章报告》，首次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时至今日，少奇同志的这一指导思想仍绽放璀璨光芒。
未完的嘱托与遗憾
1967年1月13日晚，毛主席与刘少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会面与谈话。
根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子女的回忆，两位伟人大约聊了一个小时。谈话结束后，毛主席亲自将刘少奇送出门口，并紧紧握住他的手，叮嘱道：“你要好好学习。”
回到住处后，毛主席立即告诉秘书，为刘少奇寻找三本书。其中一本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另外两本则分别是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和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著作。
这三本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为何毛主席会在这关键时刻向刘少奇推荐它们呢？浙江大学政教系曾对此有过推测。
他们认为，毛主席推荐的两本外国书籍，其特点都与“机械唯物主义”有关，即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
至于西汉的《淮南子》，内容十分庞杂，或许毛主席是希望少奇同志能更深入地了解“黄老之学”。
综合来看，这三本书或许可以被视为毛主席希望少奇同志继续加强思想建设的深意。他希望少奇同志不要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世界，而能以更包容的心态和思维来审视问题。
然而，王光美回忆道，少奇同志未能找到毛主席推荐的那两本外国书。加之他当时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后来到了河南，更没有条件读书。
这最终成为了少奇同志生前的一大遗憾。
结语
毛主席号召大家向刘少奇同志学习，而少奇同志则反过来号召大家向毛主席学习。两位伟人都在各自时期，极力强调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意义。
他们共同提倡党内理论学习，以更好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全胜利。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积极倡导加强党内理论实践。
毛主席也曾明确指出：所有具备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同时也应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
主席对理论研究的要求，与刘少奇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高度契合，两者观点并无任何相悖之处。
毛主席与刘少奇共同作为终身学习的典范，在面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繁重任务时，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做到不断学习、充实自己。
正是在这两位伟人的引领下，全体党员干部乃至社会上的普通民众，都更加需要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伟人的嘱托，承担起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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